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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国足协近日连发三项重磅新政,这将对中国足球产生重大影响。 首先,足协宣布,从2020年起,中超联赛将实行“三年一变”的改革模式,每三年更换一次球队名称和队徽,以及更换球场,以更好地发展中国足球。 其次,足协宣布,从2020年起,中超联赛将实行“三年一换”的改革模式,每三年更换一次球员,以提高球队的实力和竞争力。 最后,足协宣布,从2020年起,中超联赛将实行“三年一改”的改革模式,每三年更换一次赛制,以提高比赛的观赏性和水平。 这三项重磅新政将对中国足球产生重大影响,将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,提高中国足球的实力和竞争力,提高比赛的观赏性和水平,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
    本文转自:西宁晚报

    开年的中国足球,连发三项重磅新政。无论是调整外援政策,还是开放球队冠名以及重启俱乐部异地迁移,都指向了一个方向——先活着。纵然围绕新政争论满满,但也确实有些无奈之举的意味。

    外援数创新高

    外援政策历来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动最多的一项,只是在“金元足球”退潮之后,近几年才相对趋于稳定。

    外援新政方面,最大的调整在于新赛季中超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,新政之下,中超上场外援人数创下新高,自然引发挤占本土球员空间的争议。但在提高联赛观赏性,增加联赛竞争力层面,还是具有一定作用。进一步放开本土球员保护,也倒逼年轻球员参与竞争。

    实际上,金元时期的本土球员保护政策,对于年轻球员的锻炼作用并不算明显。国家队青黄不接的局面依旧得不到改善,本土球员的上限也没有明显提升。归根到底,能否上场还是取决于球员硬实力,而硬实力并不是靠保护就能得来的。

    开放球队冠名

    除了外援新政,新赛季另一大调整在于开放球队冠名。虽然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础之上,但还是意味着,时隔3个赛季后,职业球队的名称中又将出现企业的身影,比如当年的“北京中赫国安”“山东鲁能泰山”等等。

    当然,根据新规,职业俱乐部全称规范为“俱乐部全称+所冠名称+队”,简称规范为“俱乐部简称+所冠名称+队”。通俗点说,还是中性名称优先。举个例子,即使有冠名,也只能在电视转播和广告宣传等场合体现为“北京国安(冠名商)队”。

    据了解,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,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新政。它在保证中性名权威的前提上,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,增加了一个营收渠道。

    重启异地迁移

    三项新政中,在俱乐部和球迷间引起最大争议的,当属俱乐部异地迁移。据了解,在2023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前,就有过关于重启此项政策的讨论,只不过最终未能成行。一年过后,异地迁移在时隔近8年后被重新开放。

    之所以引发争议,原因很简单: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关于“流浪”的记忆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21赛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,其曾辗转上海、陕西、贵州等地。

    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,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。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“姥姥不亲,舅舅不爱”的局面——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,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。

    有消息称,新赛季中超“升班马”四川九牛有迁至深圳的意愿。而去年,还处于中甲联赛的他们,在赛季开始前一天曾强硬施压足协,希望迁至长沙。

    彼时俱乐部在声明中明确表态:“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,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,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。”

    对当下处于困局中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而言,足协开年的这三条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稳定军心的作用,也应该可以帮助部分俱乐部脱困。但这是从善如流,还是饮鸩止渴,需要时间给出答案。本报综合消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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